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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沙龙”第31期活动在上海浦东精彩闭幕。其中，活动的圆桌对话环节以“深化QFLP的试点之路”为核心主题，参会嘉宾聚焦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制度的演进方向、外资机构投资逻辑转变及政策优化等关键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

　　本次对话由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方健主持，集富亚洲（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区主管潘瑞婷，汉斯集团高级执行董事、中国区负责人贺喜霞，遨问创投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周敏，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赵丙印担任对话嘉宾。

　　在QFLP制度逐步成为外资参与中国境内股权投资的核心通道的背景下，作为率先设立QFLP基金的集富亚洲，是最早感受到制度红利的机构之一。潘瑞婷结合集富亚洲从传统美元基金到QFLP基金的转型经验，分享了QFLP制度相较于传统纯海外美元基金的核心优势。她指出，传统美元基金投资境内企业时，存在两大关键痛点：一是流程繁琐，在境外资本成为境内企业股东前，需完成一系列境外大使馆公证、认证手续，整个周期较长；二是资金使用不便，被投企业需单独开立资本金账户，境外资金入境后再进行币种转换，影响被投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而QFLP基金通过设立境内法人主体，成功破解了这些问题，不仅省去了境外大使馆公证、认证的复杂环节，大幅缩短前期准备时间，还能让被投企业直接使用人民币投资款开展业务，无需额外开立帐户、处理币种转换事宜。同时，潘瑞婷强调，QFLP机制为外资机构参与中国市场提供了合规、便捷的路径，是其持续深耕中国的重要支撑。

　　在政策优化方向上，潘瑞婷建议推行“分类审核”机制，对合规性好、规模达标的外资基金管理人简化审批流程；同时呼吁明确项目退出的税务与汇兑指导，解决当前本金返还、利润分配所涉及的多部门审批、周期长等问题；此外还提及对QFLP外资属性突破的期待。

　　谈及长期投资逻辑的调整，贺喜霞以汉斯集团29年在华实践为例，从“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双维度梳理出四个阶段的演变路径。2010年前，汉斯集团的资金来自全球募集的新兴市场基金，投向北京、上海的住宅、可散售办公和公寓等项目；2012年前后，转向上海核心区位办公楼开发，联合中东投资人开发核心资产；2020年起，随着新经济不动产的兴起，汉斯集团的业务拓展至大湾区，通过亚太区核心增益型基金在香港布局长租公寓；近两年则加大与境内保险公司、信托的合作，探索人民币资金来源，并于2025年6月完成了人民币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的申请和备案。

　　“房地产行业当前面临挑战，但‘难则生变’。”贺喜霞强调，尽管行业承压，但汉斯集团通过调整资金结构与投资方向，正将挑战转化为转型机遇，而人民币基金牌照的落地，正是其适应中国市场的关键一步。

　　针对“中东资本关切点”的话题，贺喜霞提出两大核心观点：其一，是退出路径的明确性，中东资本对物流、生物医药园区、长租公寓等新经济不动产兴趣浓厚，但“投得进、退得出”是前提，长租公寓之所以成为热门，正因其有C-REITs、持有性不动产ABS、境内险资承接等成熟退出通道，其他板块则需“一事一议”。其二，是供应量风险，子市场供应过剩会直接影响租金稳定与去化速度，破局的关键回到投资不动产的本质：一是位置，现在对核心区位的选择比以往更苛刻；二是管理人专业度，类似项目增多后，要求管理人能为资产赋予额外价值，恪守受托者职责，避免“为投而投”。

　　硬科技投资因需要生产制造、供应链支撑，难以形成垄断优势，不符合硅谷“从零到一”的投资逻辑，往往令海外机构望而却步。那么，如何说服全球500强企业将资金投入中国硬科技初创公司？周敏给出了她的个人看法。

　　周敏表示，首先，500强企业的核心诉求是通过风投获取前沿创新资源，这是合作的基础；其次，中国具备“低生产成本+优秀企业家+政策支持”的独特土壤，能解决海外硬科技投资的痛点；最重要的是，遨问通过前三期基金证明了“硬科技投资可实现良好回报”，形成“群聚效应”—前期10-20家500强企业的参与，逐渐转化为品牌吸引力，为后续常绿基金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我们的目标是未来10年成为全球业绩最好的硬科技投资机构，让硬科技投资的路径在中国完全跑通。”

　　在海外经验借鉴上，周敏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希望针对硬科技战略投资进行“有限合伙企业免税试点”，美国、欧洲、开曼等地对海外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普遍免税，而中国外资利润出境常面临“双重征税”，降低了投资人的投资意愿；二是推动“常绿基金贷款机制”落地，海外常绿基金可通过“净资产（NAV）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解决LP进出的流动性问题，期待6年后遨问的常绿基金在LP退出时，国内可实现这一海外成熟工具的本土化。

　　作为服务过多家境外投资人的法律专家，赵丙印最清楚境外机构选择QFLP落地区域的核心考量。他总结出三大因素：第一，投资门槛匹配度是首要筛选标准，如上海要求境外投资人自有资产5亿美元、管理资产10亿美元（实操中穿透审核集团主体）。

　　第二是资金结汇与退出，上海推行的“余额管理”最受认可——政府批予额度后，企业可自由调配资金，无需逐次结汇；而“退出顺畅度”是外资核心关切的问题，需明确分红、分配的进出通道。

　　第三是审批效率，上海采用“联席审批+线上征询”模式，且试点管理企业与试点企业“集中审批”，简明高效，这也是上海能落地大量QFLP试点基金的关键。

　　针对上海QFLP政策的深化，赵丙印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推出新的QFLP政策，上海现行政策为2010年颁布，后续又通过各个层面的政策文件对其进行一定的完善和更新，创始性推出的准入审查、试点评审、备案管理等机制多被其它城市借鉴。随着时间的推移，QFLP机制也在不断演进，如投资范围已覆盖夹层投资、不良资产、不动产等领域，可适时颁布新的文件对相关内容进行全面升级。二是差异化准入门槛，放宽传统股权投资门槛，只对基础设施、不良资产等重资产领域保留高准入门槛；三是衔接中基协不动产私募基金试点、资产证券化等新制度，打通税务、外汇、审批等跨部门协同环节，让上海QFLP制度创新继续领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