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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将在政策协同与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进入一个“质效兼顾”的新阶段。

　　站在2026年伊始回看全球经济，在2025年经历了一系列冲击后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尤其是中国出口，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但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暗流涌动。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中国经济备受瞩目。总体来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延续过去几年平均的态势，而中国经济将在政策协同与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进入一个“质效兼顾”的新阶段，其核心任务是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进行战略攻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在3.3%，和2025年以及2024年持平。贸易紧张局势的持续以及高企的债务压力成为拖累全球复苏的两大主要包袱。笔者年初参加达沃斯论坛，其间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展现韧性，但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AI概念的过度炒作）、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以及不断演进的地缘冲突，依然是2026年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

　　美国：经济仍具一定韧性，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以及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撑。IMF对美国经济2026的预测达到了2.4%，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的1.8%。然而，美国正面临“稳就业、防通胀、护股市”的三角困局，宏观政策的腾挪空间收窄。

　　欧洲：受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不稳定的持续困扰，经济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复苏步伐迟缓。

　　新兴市场：在全球产业链的重塑过程中，部分新兴经济体（如越南、印度）整体受益，展现出相对强劲的增长潜力，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

　　回顾2025年，中国经济实现了5%的增长目标，但走势呈现“前高后低”，增长率逐季回落。出口的超预期表现（贸易顺差逼近1.2万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2.7%）掩盖了内需不足的问题，零售改善幅度有限，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

　　进入2026年，最新的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增速可能会略低于2025年，但增长的质量和效能将成为核心关注点。

　　一是基建投资的率先发力。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大量国家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将加速落地。政策支持前置，例如提前批资金加码至约2950亿元，将为基建投资提供有力弹药，推动其触底回升。

　　二是制造业的投资回暖。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深度驱动下，特别是半导体设备、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三新”经济的崛起，制造业投资有望出现回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韧性的核心强项。

　　三是出口的韧性延续。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已发生质变。通过对非洲、东盟、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多元化布局，以及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等出口产品的持续升级，预计2026年出口仍能保持5%左右的增长，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结果。

　　尽管有上述三大支撑，对中国经济而言，2026年将被定义为“内需攻坚之年”。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在于国内需求疲软、内生动力不足。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发生了六大关键调整，其中更加强调消费、内循环是最显著的变化。

　　消费的挑战与机遇：2026年消费面临高基数效应、居民收入增长承压（202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降至5.0%）以及房地产财富缩水（房价较高点降幅超过30%）的三重制约。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可能低于2025年，放缓至3%左右。然而，服务消费有望成为亮点。中国商品消费占GDP比重已与美国相当，但服务消费占比仅18%，远低于美国的46%，这正是巨大的潜力所在。通过释放服务业潜力、去除不合理限制（如汽车改装、游艇经济），以及推动数字消费在线上线下融合、AI技术赋能，有望为消费注入持久动力。

　　房地产的深度调整：考虑到高库存、房价持续下跌和购房意愿低迷，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还需时日。预计2026年房地产主要指标仍将下滑，只是降幅可能略有收敛，在政策优先级中已非核心重点，更倾向于通过长期手段化解风险。

　　面对内需攻坚的任务，宏观政策思路也出现了新变化。2026年的政策重点是释放潜力和提升效能，而非单纯地加大刺激力度。

　　财政政策：预计赤字率将维持在4%左右，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但更注重提质增效。

　　货币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首次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纳入重要考量。这意味着央行将不再仅仅盯着通胀上限，而是要对低通胀环境采取行动，为稳增长创造更有利的货币条件。

　　房地产政策：政策着力于“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市场自我出清与长期稳定。

　　综上所述，在外部经贸斗争复杂化、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国正依托“十五五”规划的新蓝图，通过基建、出口、制造业三大现实支撑稳住阵脚，同时将核心精力转向内需攻坚，尤其是消费领域。